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以来，以学科化的方式几乎取代中国知识传统中的所有门类，唯一例外就是中医，但也引起关于中医性质的激烈争论。医学人类学家冯珠娣(JudithFarquhar)20世纪末提出，“中国医学是唯一以引人注目的、既是作为一个体系又是以散漫的方式继续到20世纪的中国本土的科学”。①由于论争主要在国人间展开，结果人们似乎忘记了争论的始作俑者是来华传教士。正是医学传教士，在跨文化的背景下最早从专业立场评论中医。
现有研究成果大都探讨了传教士在西医东渐过程中的贡献，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很少专门探讨他们对中医的认识，二是即使探讨也是基本强调他们与中医的竞争和对中医的批评，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研究此一议题，正如梁其姿所说，“是艰难但重要的工作”。②
本研究受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的资助。初稿曾于年8月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基督宗教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部*薇女士、徐家汇藏书楼徐锦华先生为本文资料搜集提供帮助，匿名评审意见对本文的完善有重要价值，在此一并谨致感谢。
① JudithFarquhar，
KnowingPractice：TheClinicalEncounterofChineseMedicine，Boulder：Westview
Press，，p..
② 梁其姿：《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余新忠编：《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北京：三联书店，年，第26页。
考察西洋医学背景下的传教士在语言、知识结构及民族文化感情的差异中如何看待中医，尤其是他们如何认识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疗理性及现代价值，意义自不待言。迄今为止，带有“中学西渐”意义的研究与“西医东渐”研究尚极不对称。①本文主要基于医学传教士的一手文献，梳理和考察这些中国文化的“他者”对中医的评论，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