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甲骨文，即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老文字，其作用就像远古的先民“结绳纪事”一样，属于一种“纪录文字”。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识读之前，只是被当做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大小药店。而一旦上面的古文字被确认，天下震惊，中华远古文明的大门轰然洞开。
一、王懿荣，认定商代文字第一人，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
王懿荣据记载，光绪二十五年（）秋，时任国子监祭酒，也就是相当于皇家大学校校长的山东烟台福山人王懿荣得了疟疾，京城一位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王氏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字号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待把药买回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查看，忽然发现“龙骨”上刻有一种类似篆文的刻痕，凭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金石方面深邃的造诣，他当即意识到这颇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种年代久远的古文字，且刻写的时间要早于自己以往研究古代青铜器皿上的文字。正是得益于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的机缘，王懿荣不仅作为认定商代文字第一人，确认了甲骨文世之无匹的学术价值，同时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揭开了中国商代历史研究的序幕。
二、罗振玉使湮灭日久的殷商的历史之门露出了一道缝隙
罗振玉继王懿荣之后，年2月，著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罗振玉，按照世间流传和自己调查的线索，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望，在安阳小屯逗留50余日，不仅弄清了甲骨出土地的准确位置，而且搜求甲骨多达1．2万片，分两次装箱通过火车运往北京。罗振玉经过一番努力，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中得到启示，认为出土甲骨文的安阳之地，就是历史记载中商朝的“武乙之都”。再后来，罗振玉又在其所著《〈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
三、王国维作为“新史学的开山”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第一座奇峰
王国维如果说罗振玉通过对甲骨文的释读和研究使湮灭日久的殷商的历史之门露出了一道缝隙，让学界同仁得以管窥远古庙堂之间的些许影像，那么，王国维则把这扇封闭了三千余年的殷商王朝的大门彻底撞开了。王氏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考订，使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基本上得到了确认，并在整体上建立了殷商历史的体系。为此，王国维作为“新史学的开山”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第一座奇峰。所著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为甲骨学研究和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从而直接引发了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为可靠信史研究的革命性突破。
四、董作宾为有组织的殷墟发掘铺平了道路
董作宾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语所得知安阳殷墟地下宝藏既丰且富的报告，惊喜交加，马上筹措经费，购置设备，调配人员，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大力支持下，组成了以董作宾为首的殷墟发掘团，开往#甲骨文#安阳小屯进行田野考古发掘。这次以寻找甲骨文为主要目的有组织的殷墟发掘，自年10月7日开始，至31日结束，前后共进行了24天，发掘土坑40个，揭露面积平方米，掘获石、蚌、龟、玉、铜、陶等器物近余件，获甲骨片，其中有字甲骨片。董作宾作为本次发掘的主持人，手抄有字甲骨片，并作了简单的考释。此次发掘与著述的问世，“不仅结束了旧的古物爱好者‘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时代’，更重要的是为有组织的发掘这著名的废墟铺平了道路。”
五、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
李济当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未受过西方近代考古学正规训练的董作宾，所带领的发掘队员皆是一群书生，且将发掘的主要精力用在寻找带字甲骨上，其它器物甚少顾及，这样就出现了一些疏漏甚至笑话。或许正是由于以上的缺憾，没有喝过洋墨水的董作宾感到惶恐不安，并有中途换将，由周身散发着海腥味的大字号“海龟”李济出任第二次发掘主持的因缘。接到蔡元培与傅斯年邀请的李济，遂辞却其他一切职位，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身份，立即赴河南与正在那里的董作宾见面协商发掘事宜，并对殷墟遗址有了进一步认识，作出了三个方面极具科学眼光的天才设定，小屯遗址明显是殷商时代的最后一个首都。
虽遗址范围未确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遗址的重要中心。
在地下堆积中与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还有其它类遗物，这些遗物的时代可能与有字甲骨同时，或早或晚，当然要依据埋藏处多种因素而定。
根据以上三个设定，李济制定了第二次小屯发掘计划，并凭借此前与毕士博合作的良好关系，得到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经费支持。在董作宾密切配合下，李济率领考古队来到安阳小屯，于年春季和秋季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陆续发现了大批陶器、铜器与余片甲骨、两大兽头刻辞与闻名于世的“大龟四版”。尤其引人瞩目和振奋的是，这年的11月21日，李济于一堆碎片中发现了一片彩陶——这是安阳殷墟在抗战前全部十五次发掘中，所记录出土25万块陶片中唯一的一片具有仰韶文化性质的彩陶。
李济在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
有人问我，“甲骨四堂”为何只见其三，诸多原因在此不做解释，相信各位网有会做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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